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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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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生瓜蛋子”1980年天津市“4·18”电磁线厂盗枪案侦破始末

发布时间:2025-10-20 09:22:46 点击量:

  四月十八日早晨五时二十分,治保处值班室电话铃声大作。值班员姚运畅从瞌睡中猛然醒来。单凭来电话的这个时刻,他便料到一定是出了大事情。他迅速地抄起电话,把听筒夹在下巴下,腾出手取过登记簿,拔下笔帽:“请讲。”

  “今天凌晨电磁线厂武装部枪柜被撬。犯罪分子盗走‘六三’式自动步枪三支和数百发子弹,门卫被打伤,正在医院抢救……”

  贾处长和另外两位副处长率领一队副队长贾声远、侦查员王亮、张谦、万卯、郝荣还有技术科七名技术员,火速赶往现场。

  天津市公安局值班室立即将这一突发重大盗枪案件电传市委、市政府值班室。电磁线厂被盗三支自动步枪、数百发子弹——

  “十二点——不!十一点之前必须破案,抓获罪犯!”领导机关自上至下的层层下着死命令。

  好家伙,只剩五个半小时。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刑警队已先行到达,现场保护得不错,调查访问业已开始。一下子涌来如此众多的警察,电磁线厂的空气被压缩了,气氛异常紧张。

  1980年4月17日,对于电磁线厂食堂早点采购员章嘉善来讲,是个难以忘却的日子。大约在凌晨三点半,他准备出厂去购买早点,路过传达室时,他进去坐了一会儿。他在与门卫马二水聊天中,随便说了这样几句话:“……刚才,我见财会室的那条道上有人影晃来晃去的,不像是值夜班的……”

  职业的责任心促使马二水走出传达室。他走过与办公楼相连的汽车房,踏上财会室斜对的马路。在距财会室还有三十多米远时,他发现财会室的灯亮了。他感觉不对头,按照往常,在这种时候,财会室不应该有人。

  他加快脚步继续往前走。这时财会室的灯灭了,只见窗玻璃红光一闪,“嘭”的一声枪响。马二水立即觉得自己的右肩热乎乎的,随着转身往旁边一闪,接着又是“嘭”的一声,左脸又中了一枪。他急忙跑回传达室,血顺着他捂着脸的手指缝往下淌,然后他顺墙倒在地上,呼呼喘着粗气对章嘉善说:“快,快给公安局打电话!救救我,救救我……”

  章嘉善后来说:“我拉门想出去报告,马二水说,‘你出去找死啊!快打匪警电话!’我拿起电线……”

  “打了,绝对打了。我打电话时他晕过去了,他根本不知道。噢——我想起来了,传达室里是部内线电话,打外线得加字,我准是忘加字了。蒙了蒙了……”

  “电话打不出去,地下躺着的马二水不知死活。外边有人拿着枪,我又是害怕又是着急。我在传达室转圈圈。我突然发现传达室后窗户隔壁的厂存车处有人值班。我狠命地敲,那边出来人了。我见院里厂值班干部还有消防值班的都出来了。我也走出传达室,把情况告诉了他们。”

  电磁线厂位于河北区红卫路东侧。厂门朝向西北,北邻第二钢丝绳厂,南墙外是月牙河,东南、东北墙外是何兴庄生产队的田地及养鱼池。

  武装部与传达室相距一百零九米半,里外间格局。外屋门上有暗锁,暗锁上面的门玻璃被打碎,门已打开。通里屋门上的挂锁扣吊被撬开。里屋靠北墙从左至右依次摆放着两个铁枪柜和一个装备柜。

  第一个铁枪柜的外扇门被撬坏,向外卷起。柜内原放有十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其中有一支被拿出放在了地上。

  第二个铁柜的两扇门均被撬坏卷起,柜内原存放的五支“六三”式自动步枪只剩一支。有一支跑到单人床上去了。七枚手榴弹五枚被放在了地上,另两枚下落不明。

  枪柜下端的两个抽屉锁被撬,两个子弹盒被拿出放在地上,盒盖被撬得七扭八歪,铅封却依然完好。

  子弹少了二百九十七发。地上有划过的火柴六十五根,看来罪犯不敢开灯,只好划火柴照明。

  财会室与传达室相距七十二米。窗外地上有两枚足迹和四个子弹壳。门的暗锁上方同样有块玻璃被打碎。门敞开着。室内门前地上有一粒子弹壳。室内西墙角落有一个高一百零三公分、宽五十五公分、厚五十公分的保险柜。

  保险柜上下两个门锁锁孔损坏,锁孔有弹痕。保险柜壁内有三个弹头,保险柜下方铁门被打开,里面的信封、账页散落在柜前地上,保险柜后面地上有两粒弹壳。

  距保险柜九十公分有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放着一把刺刀。中间抽屉暗锁是被连发子弹打坏的,抽屉被拉开。写字台下的地上有一粒弹壳。窗下有一张两面用的写字台,写字台上也放着一把刺刀。写字台抽屉的挂锁是被刺刀撬开的。

  与厂部办公室并排的是一座长二十米的汽车库。库内一吉普车副司机座上有一把刺刀和一条旧毛巾。司机休息室内窗台上放着武装部那两枚不知去向的手榴弹。

  当晚,传达室没发现有陌生人进入工厂。经对厂房围墙勘查搜索,在西南方向距厂门二百三十米处的墙上发现多处蹬蹭痕迹。案犯是越墙而入,越墙而逃的。墙下一间小屋内地上有五个烟头,四根划过的火柴。

  “既然对枪和枪的存放位置那么熟悉,会不会是基干民兵或复员军人干的?”会议正式开始了,有人提出自己的看法。

  “对。”贾处长说,“现场的子弹盒还记得吧,罪犯不懂得轻而易举地撕开铅封条,而是用刺刀胡乱戳、撬,完全外行。”

  从刺刀和手榴弹丢弃的位置,贾处长还判断出,案犯企图盗窃汽车作为逃跑工具,因没把车鼓捣着,所以没得逞。

  “案犯岁数不大,这已确定无疑。大家说罪犯盗枪的目的是什么?”贾处长用提问的方式,一来是为了启发侦查员们开动脑筋,二来是通过大家各抒己见验证一下自己判断的侦查方向的准确性。

  “既然是一些生瓜蛋子干的,说不定是因为好奇,弄几支枪过过枪瘾。”一位侦查员说。

  这一见解当然不能被二位副处长所同意,不过贾处长还从这句话中抓住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他反问那位见解不太高明的侦查员:“你说几支枪?几支?”

  “这么说,我们可以断定是三个人作案。一人一支,这也是青少年做这种案的特点。不过,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他们绝不是为了过过枪瘾!”

  贾处长点头表示同意这一见解。他煞有介事地拍拍脑门,把问题继续引申下去,“一人一杆长枪,无论到哪儿都容易暴露。既然要搞到枪,为什么不想法搞手枪之类的短枪呢?”贾处长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侦破这起盗枪案的关键问题。

  “不管怎么说,”贾处长点破机关,“案犯选定电磁线厂武装部搞枪,是选定了一个有把握的地点。既然有把握,那一定是其中有人特别熟悉厂武装部……”

  贾处长指示在厂扩大的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尽可能详细地把案情告诉大家,为的是便于大家提供线索。排队条件是:

  “好吧,散会后,请诸位领导依照条件尽快拉一张名单给我们。三支枪在三名放荡不羁、近乎疯狂的青年人手里,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案件侦破得越快,损失就会越小……”

  人们合好笔记本,相互攀谈议论着走出会议室。只有一个人没动,这就是车间团支部书记孟广林。他眯眼瞧着窗外绽出点点鹅黄嫩芽的柳枝,思绪万千。

  这是一位责任心很强的青年团干部,年仅二十六岁,从他沉思的目光中,可以瞧得出他显得很稳健老成。不过,此时他的心情非常沉重。

  “怎么,你有事说?”一名保卫科的干部和侦查员张谦凑上前去,保卫科干部问了一句。

  “张凤仪是我们车间的一名工人,也是我们支部的一名共青团员,21岁。去年六月他坦白交代说,近几年他撬锁偷过本厂仓库、家属连、食堂、车间更衣室。在厂外偷过河东卫生院、废品站、大毕庄马号。因为是坦白,既没对他制裁,也没给他行政处分,只让他退了赃。可是,作为团组织不能就这样让他不疼不痒地过去,给了他个留察一年的处分。怕他出现反复,我们每隔三四天找他谈次话,关心他,帮助他,教育他。跟他聊干活,谈工作,讲思想,诚心诚意地劝他振作起来。我们大家不歧视他。我们想,就是块石头也该焐出小鸡来了。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去年十二月份的一天,他又和三个人身带刮刀四处游荡,被分局巡逻队发现,拘留了七天。今年三月中旬,说话也就是一个月前,他又偷了车间一台电扇……你们干公安工作的说说,是不是所有违法青少年真的都可以改造好?”

  “偷电扇后,保卫科正准备材料处理他。保卫科刘师傅找张凤仪他们班长了解情况,他有所察觉。五六天前,不是十二号就是十三号我找他谈话。他说:‘团籍我不要了,把我除名吧,省得一有事就说我还是个团员,何苦呢!’然后,他试探着向我打听:‘五一节前是不是又要收一批?这次我得进去!’我说你不能一次次没完没了地让人宽恕你。照你这样再干违法的事,当然得进去!他说:‘我不能等进去,我得跑,我现在正研究一个“劳贝尔”行动计划,不成功便成仁。保卫科整我材料,我得想法把它撤出来。电磁线厂我了如指掌,每个角落我都清楚。’去年九月份我有一次找他谈话,他曾暴露思想说:‘我想撬保卫科,偷枪,外漂。’他说的保卫科,就是指武装部,因为他很难把这两个部门分清楚。他还说:‘我过去参加过民兵训练,会打枪,有谁是谁,不行就拼了!’”

  对张谦来讲,弄到孟广林所讲的这些情况,那实在是兴奋不已。如果真是张凤仪干的,他果然没逃出贾处长的预料。

  “据你了解,张凤仪都跟哪些人来往比较密切?”张谦重新提起笔来,等待正在思索的孟广林回答。

  孟广林再次望着窗外那鲜嫩的柳枝愣神,有几只麻雀在柳枝间跳跃。弹动的柳枝摇来摆去。此时,他心情异常矛盾:

  “我多么不希望提供这样的情况呀!对了,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张凤仪昨天只上了半个中班,六点钟请假走了。照你们的说法,他有作案时间。”

  河东区李地大街一个不平静的院落里,张凤仪的母亲昨晚一夜没有合眼。她不知出出进进多少趟,望眼欲穿地盼望着儿子下中班按时回家。十一点,十二点,一点……张凤仪一夜未归。母亲伤透了心,也操碎了心。她始终弄不明白:这些孩子是怎么啦?偷,抢,家里人可没教他们这个。这是从哪儿学来的呢?上学时,老师怪家长。工作了,领导怪家长。难道他们自己就没有责任?

  早晨七点钟,张凤仪的母亲颤颤巍巍地走进当地沈庄子派出所,长嘘短叹地报告给管片民警:“我那个孽子,昨晚一夜没回家,不知又惹什么祸去了!”

  老太太两行老泪扑簌簌顺面颊滑落,口里喏喏连声:“是呀,没管好,没管好,罪过呀,罪过。”

  八点刚过,她风风火火地连跑带颠地来到大儿子家。她一进门,见大儿子正在吃早点,便恨天怨地地说:“我的儿呀,你还有心思吃早点。你快回去看看吧,小秃他惹大祸了!”小秃的大名叫赵洪利,是老太太的三儿子,十六岁。

  “他昨晚一宿没回家。刚才他一进家门我就问他干什么去了,他支支吾吾地说他和二帅还有小五到二帅他们厂偷了三支枪……”

  张凤仪抬头瞅了瞅审讯人员,一副木呆呆的神情,又抠了一阵子手指甲,伸了伸脖子,喘口大气说:“我们仨估计‘五一’节前都得被收进去,所以想一块逃跑。”

  “先偷厂里武装部的长枪,再下保卫人员的短枪,然后抢王庄子银行,坐火车去广州,然后去香港!”

  三个“生瓜蛋子”摆在贾处长和另外二位副处长面前。他们似乎无法为自己判断侦查方向准确而高兴、自豪。他们的心里很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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