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强则中国强——深度解读广场舞背后的代际冲突

　　打篮球的年轻人和跳广场舞的大叔大妈因为场地问题发生矛盾，由言语冲突发展成为肢体冲突

　　首先，在篮球场跳广场舞，就像在游泳池里踢足球，在马路上练赛车一样可笑。即使当地广场舞的场地已经相当紧缺了，在篮球场上跳广场舞都是不对的。如果没人打球，你占用了也就占用了，如果有人打球，我觉得完全应该避让。

　　如果有部分老人无法理解，居然还认为凭什么不允许他们在公共场所跳广场舞，那么我建议他们要不去飞机跑道，要不去武警大院从事该项活动，毕竟那里真的是相当宽敞！

　　最关键的是，先动手的还是老人，而且是好几个人打一人，即使在街头斗殴领域这也是丢人的表现，更可笑的是，当年轻人回手的时候，那个先动手的家伙立刻缩了，刚才几个打过人的黑手立刻往后退，这在街头斗殴领域更是丢人现眼的表现。

　　这个视频里的年轻人也是胆大，被打了还敢还手，就不怕这些大爷大妈往地上一躺？

　　就这个视频内容而言，大爷大妈们肯定是错了，但其实我更好奇的是，但凡说到广场舞，中国大妈这些词，网上的讨论，不是一边倒的指责粗俗没文化不文明，就是有人用了那句十分流行的“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认为“一代”没有公德。

　　按社会学观点，代际冲突即代沟，指两代人因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差异而结成的矛盾关系。代际冲突的激烈程度与时代的变革成正比，在社会进程推进相对缓慢的古代社会，因整体价值观趋同，冲突普遍很小。

　　比如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忠孝，强调包办婚姻，偶尔出几个反抗者也成了异端。在这种以长辈为绝对权威的体系中，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几乎不可改变，只能依照长辈的指示进行复制式的延续。

　　但在大变革时代，随着文明的进步，代际冲突也会异常激烈，反过来，代际冲突也会推进文明前行。当然，如果存在强大的逆文明的外力干预，代际冲突也会导致文明倒退。文革就是典型例子，年轻的们借助体制的力量迅速打垮了上一辈，但那同样是最黑暗的十年。

　　一些曾经历过文革的人痛定思痛，对自己年轻时的荒唐表示忏悔，但他们的结论却是“年轻人绝不能这样犯上”，故而重拾国学（实则他们提倡的基本是“伪国学”，或者是国学中最缺乏独立性的那部分），强调服从和孝道。

　　这种思路也引发了如潮嘲讽，最具代表性的反驳意见是“年轻时靠、批斗老师与亲人，赢取社会话语权，老了又开始讲传统，强调尊卑辈分，逼年轻人听话，以求维护话语权。这不是什么便宜都想占尽吗？”

　　有人将代际冲突激烈归咎于网络，认为年轻人借助网络进行发泄，老年人因上网者相对较少、又不能适应网络语境而弱势。这种观点其实极为可笑，网络仅是载体，与其将工具视为祸源，不如想想它为何承载如此多的观点。何况，网络作为表达渠道，将许多问题明朗化，本身就是时代进步的表现。

　　也有人将代际冲突激烈归咎于传统的缺失，这更是可笑。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一向缺少独立思考和逻辑思辨。

　　如今老人们所提倡的传统，也多半强调服从，究其根源也是希望年轻人听话。但人类文明走到今天，依靠的是独立思考、科技进步，个体的独立性已经使得“强调服从”成为逆流。更何况，几十年前奋力破四旧的恰恰是如今的老人，这种无法自洽的逻辑更使得观点沦为笑柄。

　　在我看来，代际冲突激烈的原因很多，大时代的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造成了这种局面。

　　首先，这是人类世界变化最为剧烈的几十年。人类历史曾经历无数变革，但变革时间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现加速度状态。从农耕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是一个漫长的时期，但进入工业革命后，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前行速度大大加快。当人们迅速从工业社会进入网络社会后，变革更为猛烈，资讯高度发达，各种平台打破了过往的人际关系模式、经营模式、意见表达模式，众多领域都出现了颠覆性变化。

　　在这个时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有着自己获取资讯的方式，有着更独立的思维，这使得他们出现了与上一代人截然不同的观念，不仅仅中国如此，整个开放的世界都是如此。

　　近年来，关于广场舞的冲突从未停息。许多人认为广场舞噪音扰民，影响民众生活，广场舞大妈们也心怀委屈，认为健身是自身权利。

　　不过，基本没有接受过公德教育的老人们很难明白，尽管自己放松身心锻炼身体颐养天年的权利确实存在，但世界上并没有那种权利可以无视他人权利，或者说权利自有边界。但在中国，这种权利的边界往往被忽视，甚至有人因为不堪其扰而卖楼搬家。

　　还有一个原因不可忽视，那便是广场舞背后的集体意识，以及年轻时代对这种集体意识的反感甚至警惕。老人们选择自己最熟悉的方式进行锻炼，而这种熟悉的方式恰恰来自年轻时代，即时代的表达方式。

　　比如广场舞习惯使用高音喇叭，这代人本身就有着诸多关于高音喇叭的记忆。文革十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机关、学校、工厂和农村都布满了高音喇叭，并且强制播放，习惯了批斗会的他们也崇尚“谁大声谁有理”，潜意识里有音量崇拜。

　　另外，习惯在公共场合集体活动，广场舞也传承了这一点。至于无视他人休息，甚至通过大字报方式强行占领停车区域或者其他公共区域，进而为了“抢地盘”大打出手，某种程度上也有当年的武斗遗风。

　　广场舞更体现了老一辈对整齐划一的迷恋。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个体性被完全忽视，人都被作为“集体一份子”存在，个性不被允许，甚至是异端。

　　另一个屡屡成为代际冲突焦点的则是倒地老人讹诈救助者，甚至引申成了“如今家里没点存款的都不敢乱扶老人”的段子。

　　这些代际冲突的本质，其实是话语权的争夺。不管成长过程中曾经遇到什么，每一代人都会有掌握社会话语权的一天，当他们老去时，也会对话语权尽力捍卫。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莫不如此。

　　很多人都曾说父母年纪越长，便越固执，其实这就是对自身权威受到威胁的感知。

　　在历经各种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这代人，掌握社会话语权的过程简单而迅速。即使他们知识结构欠缺，审美和逻辑思维都有极大缺陷，但仍在变革的洪流中被推上历史舞台，许多人成为了既得利益者。

　　因为成长期的匮乏，他们对成果极为看重，对其维护也不遗余力，即使是广场舞、公交车乃至超市排队这种看起来极微小的领域。

　　更有意思的是，年轻人掌握着话语权的网络上，却流传着一个词，叫“中国大妈”，充满柔性的邻里气息与庄严刚猛的爱国主义气场相互碰撞，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喜剧效果，也就是网络语言所说的“违和感”。

　　这个词的起源还要从“抢金”讲起。2013年4月，国际金价大跌，华尔街金融大鳄纷纷做空，然而一群来自中国的家庭主妇却逆市而动，横扫数百吨黄金。五一小长假过后，连香港的金店都几乎断货。“中国大妈”四个字从此名扬天下。

　　除了抢金以外，“中国大妈”们的事迹还包括起大早去菜场买打折的“一元菜”、在纽约跳广场舞被铐走等。

　　2013年8月，一支由当地华人组成的舞蹈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中排练舞蹈，准备应邀在公共活动中表演。不料因为音乐声音太大被投诉，领队也被警察铐走。尽管这支舞蹈队来自纽约当地社区，其成员并不一定是中国国籍，但是网友还是“一厢情愿”地冠之以“中国大妈”的头衔。这也许与人们根深蒂固的“天下华人是一家”的思想有关，就算加入了别国国籍，也是“自己人”，也代表了中华民族。

　　在这里国籍已经不重要了，人们在乎的是“中国”这个符号。网络舆论对此反应热烈，有的网友谴责“美帝”欺负中国大妈，有网友则说：“丢人丢到美国去了”。

　　估计“大妈”们做出上述种种“壮举”的时候，肯定没想到自己的行为会和“中国”产生联系，并被赋予含义。这种含义的赋予，颇有点“因言生义”的意味，最初使用并传播“中国大妈”的媒体人和网友可能只是看重它的喜剧效果。但是“中国”这个词已经被人为地政治化，变得“庄严神圣”，任何一个词到了它旁边都会失去自我，具有了政治性。

　　大妈们在国内跳广场舞扰民，顶多是个人素质问题。如果发生在国外，头顶“中国”两个字，那就上升到“国家形象”层面了。由于教育系统以及官方媒体的宣传，中国人往往对“中国”两个字很在乎，似乎事关个人的尊严。

　　每一次国际体育赛事，中国运动员面向国旗高唱国歌的镜头都会被反复播放。翻开中学课本，“百年屈辱”与“伟大复兴”是一以贯之的逻辑。思想品德课里甚至有专门章节讲解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我们对待外宾应该不卑不亢，不要跟踪尾随、品头论足，不能丧失国格、人格。”

　　依此逻辑，中国人一旦面对外国人，一言一行都具有了表演性质，因为他已经不仅仅代表自己，而且代表国家。

　　可以说“中国”这个词是官方重点培养的“敏感词”，每个国人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应该不由自主地产生生理反应。

　　可见中国大妈身上的“违和感”并不仅仅是大妈造成的，也是每个人共同造成的，既有大妈们对新时代的不适应，也有人们对大妈们的不理解，甚至是刻板印象。

　　2013年12月初，一条题为《外国小伙扶摔倒中年女子疑遭讹诈》的新闻在网上热传，舆论一时对当事大妈展开声讨。不过后来公布的现场视频和监控录像显示，外国小伙闯红灯、逆行、撞倒正常过马路的大妈，并大爆“京骂”。

　　大妈们背负的种种刻板印象着实有些冤枉。因为所谓“中国大妈”这个群体甚至连一个清晰的界定都没有。前述大妈们的种种事迹也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关联性。只要是中国的中老年女性，做出一点与众不同的事，都可以被贴上这个标签。也许她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坚持自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在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

　　网上有一个笑线年代，一群年轻人身穿喇叭裤在大街上跳迪斯科，不顾老年人的感受；现在，一群老年人穿着花衣裳跳广场舞，不顾年轻人的感受。不是老人变得爱跳舞了，而是爱跳舞的人变老了。”

　　这种说法虽然纯属玩笑，但是给我们一个启发，大妈们就像从上一个时代“穿越”而来的使者，让我们更好地读懂这个国家的过去，也更好地理解这个国家的现在。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发生过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尤其是1988年，全国各地发生了严重的银行挤兑和抢购商品的现象。某些商品的价格更是几倍甚至几十倍地上涨。

　　有个相声《着急》形象地描写了这一幕：“晚上刚想睡觉，街坊二大妈喊了一嗓子：‘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啦！’，我一宿没合眼。第二天早上，买醋买了一洗澡盆，酱油两水缸……花椒面一大衣柜，黄酱一被窝。”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清楚用纸印成的钞票也有变成废纸的可能。从这个角度看大妈们的抢金行为，就会发现她们本无意抗衡金融大鳄，搅动国际市场，她们只是想实现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安稳。正如一位大妈对记者所说：“保值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就是喜欢这种黄澄澄、沉甸甸的感觉！”

　　比通货膨胀更为触目惊心的则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那场导致上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相信那是很多大妈心中不能抹去的童年回忆。一个在大学里念过经济学的年轻人可以有理有据地用“沉没成本”原理给自己的母亲讲解为什么把剩饭扔掉更划算，但是他可能从来没有体会过真正意义上的饥饿。

　　如果一个人经历过那样一种绝望的饥饿，甚至把饥饿与死亡联系起来，那么他对食物的理解就远远不是“一种资源”那么简单。

　　一位大妈可能上午去抢购黄金，下午就坚持吃掉剩下的饭菜。这其实一点都不矛盾，因为她只是想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原则过日子而已。当人们视“中国大妈”们为异类的时候，倒不妨自我反省一下，看自己是否同样抱有某些思维定势甚至偏见。

　　几十年社会变迁在中国大妈们身上刻下了丰富的时代年轮。大妈们没有义务代表中国，但是从她们身上读到的中国，比课本上、春晚里的中国要真实、生动得多。